——中秋节俗形态的变迁 

萧放

中国节日时间大都与月亮的运动有关，节期以月的弦、望、晦、朔为基准。月半时节的满月，常给人以圆润丰满的美感，中秋之夜是一年中最迷人的月夜。农历八月十五，秋高气爽，丹桂飘香，玉露生凉，“一年月色最明夜，千里人心共赏时”(林光朝《中秋月夜》)。天上明月，人间情怀，人们围绕着中秋明月这一特殊天象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月亮节、团圆节。祭月、拜月，赏月、玩月，走月、跳月，中国人的心态情感在如水的月光之下，表现得生动而自然。

春节、端午、中秋是近世中国的三大传统节日，其中中秋节形成最晚，在汉魏民俗节日体系形成时期，中秋节日尚无踪迹，唐宋时期因时代的关系，以赏月为中心节俗的中秋节日出现，明清中秋已上升为民俗大节。中秋节虽然晚出，但它是秋季时令习俗的综合，其所包含的节俗因素，大都有着古老的渊源。

“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周易·系辞上》)。日月崇拜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祭把日月的宗教礼俗。日月这两大天体，在古人的观念中代表着世界的两极，“日者，阳之主”，“月者，阴之宗也”，日月分别为阴阳的代表，在时间上分属日夜，同时日月是构建历法体系的基础，季节上分属春秋，空间方位上属东西，五行中属水与火。二者相互配合、相互依存。《礼记·祭义》所谓：“日出于东，月出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日月的正常运行是宇宙和谐的保证，因此古人很重视对日月的祭祀。殷人已将日月分称东母与西母，周代依据日月的时间属性行朝日夕月的祭礼，“为朝夕必放(仿)于日月”(《礼记·礼器》)。这种朝日夕月的祭礼，据唐人孔颖达解释说，春分日的早上在东门外祭日，秋分的晚上在西门外祭月。因为秋分时节太阳几乎直射月亮朝向地球的那一面，所以月亮看起来又大又圆。正如后人所说：“祭月祭日不宜迟，仲春仲秋刚适时”。

周人的日月祭把的方式是：“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以坛、坎这两种物象作为日月的象征，坛在上，光明，坎处下，幽静(《礼记·祭义》)。祭品为牺牲玉帛之类。春秋战国时日月神分别称为东皇公、西王母，《吴越春秋·越王阴谋外传》云：“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以祭阴，名西王母。”沂南汉画像石中西王母与东王公分坐在柱状物上(有说是昆仑山)，西王母两旁跪有捣药的玉兔，由此可知，郭璞《山海经图赞》“昆仑月精，水之灵府”的说法言之有据，后世的月神嫦娥即由西王母(最早名常羲)演变而来。秦汉时期日月祭祀仍为皇家礼制。秦雍都有日月祠，山东有日主祠、月主祠。汉代武帝时，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行朝日夕月之礼，“夕夕月则揖”(《史记·封禅书》)。此后北魏、隋唐以致明清历代都有秋分祭月的礼仪，现在北京的月坛公园就是明清祭月的坛场。

月为“夜明之神”，它与太阳同辉，奎诺尔特人称月为“夜间的太阳”，与明朝人的“夜明”之称相同。祭月在上古作为季节祭祀仪式列人皇家祀典、例行祭祀后，民间缺少了祭月的消息，这可能与古代社会的神权控制有关，在“绝地天通”之后，像日月这样的代表阴阳的天地大神，只有王家才能与之沟通，一般百姓自然是无缘祭享的。月亮对于平民来说，是一种外在的神秘的支配力量，无法接近它，祭把它。因此华夏文化系统内民间祭月的习俗，在汉魏时期不见著录，更不用说出现以拜月为中心的节日。

隋唐以后，随着天文知识的丰富与时代文化的进步，人们对月亮天体有了较理性的认识，月亮的神圣色彩明显消褪。这时皇家也逐渐失去了对月神祭祀的独占权威。月亮对一般平民来说，不再是那样高不可及。唐人精神浪漫、气象恢弘，亲近自然，唐朝虽没有中秋节日，但中秋赏月玩月已成为文人的时尚，人们将清秋明月视为可赏可玩的宇宙奇观，吟咏中秋明月的华章丽句寻常可见。张祜《中秋玩月》云：“碧落桂含姿，清秋是素期。一年逢好夜，万里见明时。”秋月常常引发人们感物怀人的情思，如白居易所说：“三五夜中新月色，一千里外故人思。”(《中秋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

古代传承下来的有关月神的神话，这时出现了新的情节，月宫中除了寂寞的常娥、蟾蜍、玉兔外，又添了一位据说因学仙有过而被贬诵来的吴刚，吴刚从事的是一项惩罚性工作，即砍伐一棵永远砍不倒的桂树，桂树高五百丈，由于桂树有“树创随合”的神奇，吴刚只好年复一年的砍下去(《酉阳杂俎·天咫》)。太阴之精月亮在这时成为仙界的流放地，从常娥偷吃不死仙药、化为月精到吴刚被贬往月中伐桂的传说看，月神已有原始的宇宙主神演化为具有道教色彩的神仙，月宫似乎是天地之间的第三界，月亮的高远清凉在唐人那儿唤起的是宇宙空阔与人心交感的美学意绪。

宋代中秋节已成为民俗节日。以赏月为中心的中秋节俗的形成，大概与都市生活情境有着内在的联系。《梦粱录》说：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此日三秋恰半，故谓之“中秋”，因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又称为“月夕”(卷4)。月夕之名，显然与古代秋分“夕月”有关。文人沿袭赏月古风，但宋人赏月的情趣大异于唐人，唐人大多由月亮的清辉联想到河山的壮美，友朋千里，邀赏明月，诗酒风流。宋人对月感物伤怀，常以阴晴圆缺，喻人情世态，即使中秋之夜，明月的清光也掩饰不住宋人的伤感，常常发出“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的浩叹(苏轼《中秋》)。当然，这是敏感、多愁的士人的中秋。对于宋人来说中秋还有另一种形态，中秋是世俗欢愉的节日。

北宋东京，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市人纵酒度节；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树，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东京梦华录》卷8)。南宋杭州中秋夜更是热闹，在银蟾光满之时，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楼，临轩玩月，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欢”；中小商户也登上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梦梁录》卷4)；市井贫民虽无富户铺张的财力，可过节的愿望十分强烈，“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宋代中秋夜是不眠之夜，主管治安的官员取消例行的宵禁，夜市通宵营业，“闾里儿童，连宵嬉戏”，玩月游人，达旦不绝。

明清之后，因时代的关系，社会生活中现实的功利因素突出，岁时节日中世俗的情趣愈益浓厚，中秋节俗的变化更是明显。以“赏月”为中心的抒情性与神话性的文人传统减弱，功利性的祭拜、祈求与世俗的情感、愿望构成普通民众中秋节俗  的主要形态，中秋成为民众时间生活中的重要节点。中秋作为民俗大节，节俗活动丰富多样。

祭月与拜月。民间祭月习俗明代已经出现，据《帝京景物略》记载，八月十五日祭月。祭月有特制的神像，在偶像化的时代，月神很早就有了自己的形象，明清时期月神形象发生了重要变化，早期纯道教色彩的以嫦娥为主的月宫图景，这时已演变为佛道交融的月光菩萨与捣药玉兔并在的世俗形象。人们在市肆中购买给有月光菩萨像的月光纸，这种月光纸小的三寸，大的丈余，上面除了菩萨像外，还给有月轮桂殿，中间有一玉兔正持杵捣药(这种形象在汉画像石中已经出现)。人们在家中设月光位于月出之方，向月祭拜，拜毕，焚月光纸，将供品一一分送家人。

清人沿袭了这一祭月民俗，称纸绘太阴星君神像为“月光马”。在中秋夜，向月而供，“焚香行礼”。此时与月神相伴的玉兔，在民间文化的塑造下，其形象更加生动，清初京城人用黄沙土作白玉兔，并施彩绘，“于奇百状，集聚天街月下，市而易之”(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晚清人对玉兔也亲爱有加，称玉兔像为“兔儿爷”。本世纪初，民间径将祭月称为“供兔儿爷”(民国《万全县志》)。名称的这一变化，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高悬的明月，在近代百姓那里已俗化为可触可模甚至可以把玩的物件，虽然人们依旧供奉它，但其已失去神圣的品性，成为一种世俗观念的表达。

在少数民族中同样盛行着祭月、拜月的风习。鄂伦春人祭月时在露天空地放上一盆清水，摆上祭品，然后跪在盆前，向月叩拜；土族人用盆盛清水，将月亮的倒影收到清水盆中，然后，人们不停地用小石子打盆中的月亮，俗称“打月亮”；广西西部壮族的“祭月请神”活动更典型，每年夏历八月中旬，有的就在中秋夜，人们在村头村尾露天处，设一供桌，供放祭品和香炉，桌子右边竖一高约一尺的树枝或竹枝，象征社树，亦作月神下凡与上天的梯子，这里保存了古老的月亮神话因素。整个活动分为：请月神下凡，由一名或两名妇女作为月神的代言人；神人对歌；月神卜卦算命；歌手唱送神咒歌，送月神回天等四阶段。(参看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197———200页)由此可知，在偏远民族中仍传承着遥远的祭月古俗，在中秋时节人们能够与月神进行直接的对话与交流，这与少数民族的文化特性有关。

祭月有特别的供品。清代童谣云：“八月十五月儿圆，西瓜月饼供神前。”瓜果与月饼是中秋的节令食品，也是祭祀月神的供品。月饼在宋代已经出现，苏东坡曾诗赞曰：“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但从文献记载看，当时的节物重在赏新，如尝石榴、枣、栗、桔、葡萄等时新水果，饮新酒等，有“秋尝”的意味，还没有将月饼作为重要的节令食品。以月饼为中秋特色食品及祭月供品的风俗大概始于明朝，民间流传的元朝末年八月十五吃月饼杀“鞑子”的传说虽不足信，但至少部分说明了明初以来中秋吃月饼的事实。明人沈榜在《宛署杂记》“民风土俗”中说：“士庶家俱以是月造面饼相遗，大小不等，呼为月饼。”市肆中出卖各式各样的果馅月饼，“巧名异状”，有的月饼一枚即价值几百文铜钱，可见其时中秋月饼的流行。

清代除了一般相互馈送的月饼外，还有特制的祭月月饼，此月饼较日常月饼为“圆而且大”，《燕京岁时记》称：“至供月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余，上绘月宫蟾兔之形。”特制月饼一般在祭月之后就由家人分享，也有的留到除夕再来享用，这种月饼俗称“团圆饼”。明清江南以素斋供月，有老南瓜、菱藕、月饼等，旁边放凉水一碗，妇孺拜月毕，以指蘸水涂目，祝曰眼目清凉(周作人《中秋的月亮》)。此俗来源于六朝时人八月中以露水洗眼的风俗。那时人们中秋时节相互馈赠的不是月饼，而是盛满百草露的眼明囊(《荆楚岁时记》)。

祭月拜月表达着民众的特定愿望。宋代京师中秋之夜，倾城人家，无论贫富，从能行走的孩童至十二三岁的少年都要穿上成人的服饰，登楼或于庭中“焚香拜月，各有所期”。总的来说，宋人推重的是郎才女貌，男孩期望“早步蟾宫，高攀仙桂”。意思是说，请月神保佑早日科举成名。当时有诗咏唱其事，“时人莫讶登科早，只为嫦娥爱少年”。女孩则祈求有一副美丽的容颜，“愿貌似嫦娥，圆如洁月”。明清以后，祭月风俗发生重大变化，男子拜月渐少，月亮神逐渐成为专门的女性崇拜对象。有所谓“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俗谚。福建汀州一带，中秋夜有“请月姑”的习俗，儿女在月下设果饼膜拜致词，请月姑以卜灾样(崇祯《汀州府志》)。台湾新竹旧时每年中秋之夜，家家户户在月下设案焚香，供饼果祭拜，名为“拜月华”，相传月光五色斑斓，并有神仙护送，称为月华，见到月华的人就能获取福分(《新竹县志》1976年修)。诚如道教经书《太阴真经》的谆谆告诫：“世人敬我月光神，福禄绵绵永康宁。”

祈婚嫁子嗣。中秋正值秋成时节，民间在对神灵酬谢的同时，也祈求着生殖的力量。上古“合男女”是秋收后的主要人事活动，古代秋社中的祈子仪式就是这一活动的时间规范。中秋节出现以后，男女相会，祈求子嗣习俗逐渐转移、合并到中秋节俗之中。妇女对月祈祷与月下出游大都与婚嫁子嗣相关。中秋夜游玩月在宋代已经流行，清代以后俗称“走月亮”，中秋夜，妇女盛装出游，踏月访亲。“走月”是民间妇女的解禁日，在“结伴闲游”的背后隐含着祈求生殖的意义。据同治《江夏县志》记载，中秋夜江夏城中滋阳桥特别热闹，桥上的石龙首成为出行少妇争相抚摸的对象，为的是能得到媒神的恩惠，祈子的意义十分明显。    近代南京盼望子嗣者，先游夫子庙，然后过桥一行，俗信这样就可以在未来如愿遂意。近代湘潭一带，中秋游宝塔的习俗，也与“走月”一样，祈求着人类的生殖与健康，当地传唱这样一首歌谣：“八月十五游宝塔，带起香烛敬菩萨。老人家青头发，后生子有财发，堂客们生个胖娃娃，满妹子对个好人家。”“模秋”是两湖地区普遍流行的中秋祈子习俗，人们在中秋之夜，到田间“偷”瓜，然后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地将描画成婴儿模样的东瓜或南瓜送给婚后数年不育的夫妇，以求瓜瓞绵绵。

南方少数民族的男女青年中秋跳月，对歌联欢，更是保存了中秋月下活动的原始属性。湘西、黔东侗族流行着中秋“偷月亮菜”的习俗，传说这天晚上天宫仙女下凡，将甘露洒遍人间，人们在月光下“偷”这种洒有甘露的瓜果蔬菜，就能获得幸福。“偷”瓜菜的地点，青年男女各有自己的选择，一般都去到意中人的园中去“偷”，“偷”时嬉笑打闹，引出自己的情侣，共享“偷”的幸福果实(巫瑞书《南方传统节日与楚文化》，第190—192页)。

团聚。团圆是中秋节俗的中心意义。因为家族生活的关系，中国人有很强的家族伦理观念，重视亲族情谊与血亲联系。较早形成了和睦团圆的民俗心理。家庭成员的团聚成为家族生活中的大事，民俗节日就为民众的定期会聚提供了时机。在传统年节中都不同程度地满足着人们团圆的要求，如除夕的“团年”，重阳的聚饮等，中秋为花好月圆之时，“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人们由天上的月圆联想到人事的团圆，因此中秋在古代被视为特别的“团圆节”。

宋人的团圆意识已与中秋节令发生关联，前述宋城市居民阖家共赏圆月，就是体现了这一伦理因素。明清时期，由于理学的浸染，民间社会乡族观念增强，同时也因为人们在世俗生活中更加认识到家族社会的力量，因此人们在思想情感上，对家庭更为依恋。秋收之际的中秋节，正是加强亲族联系的良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小小的月饼在民间生活中作为团圆的象征与联系亲族情感的信物互相馈送，从而实现对亲族关系的再确认。值得注意的是中秋节民间尤其重视夫妇的团圆。出嫁的妇女中秋要赶到娘家与父母团聚，当天又必须返回夫家，与夫君团圆。俗语云：“宁留女一秋，不许过中秋。”

节关。中秋，在文人士大夫看来是赏月的良宵，在农人那里为占L来岁气候天象的时日，在妇女眼里是难得的嬉游之夜，在工商民户那里，却是一个结清钱债的日子，“凡钱债至五月节、八月节，必清结，谓之节关，而中秋视端午尤重”(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卷39“岁时伏腊”)。中秋是一年中最重要的算账日，也是老板与雇员续约或终止契约的时日；债务人愁眉苦脸想方设法捱过此节，店家伙计也担心在晚间盛宴之后被告诉明天不要再来，对于这些人来说，中秋不那么令人兴奋，月亮有无并不重要，过节也就是过关，所以“节关”之说，十分妥帖。中秋节在这里演变为工商社会的时间段落标志，显示了节日对社会经济的调节意义。

节日是日常生活的亮点，节俗文化是时代精神的聚焦，中秋经历了文人赏月雅趣、民间拜月的情趣，以及有心吃月饼、却无心看月的俗趣，节俗形态从古至今发生了重大变化。明月依旧，人心已非。一部中秋节俗形态演变史，也就是一部中国民众心态的变迁史。

选自《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